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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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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么?
  关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这段“丁香花公案”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到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的热闹了好一阵。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庵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情爱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但他认为龚诗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因此,他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第209首,怎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呢?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随后不久,那一阙《桂殿秋》,更是若隐若现,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
  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获此美差的。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血统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于是,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放荡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太清春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的女人。然而,1838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职,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忘了他曾经写过的《行路易》那首诗,忘了诗中所写的,那些在四个方向的山头上,张牙舞爪的猛虎了。也许,某个老虎在某个时期,不吃人,不等于它从此不再吃人,更不等于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吃斋茹素起来,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天真得令人感到可怜又可笑的地方。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他们这种无瑕的感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斩尽杀绝的。
  按这对情侣的智商,其实应该了解,封建社会的专制,如同猛虎吃人,之所以万世不坠,一方面是实施恐惧统治的结果,更是窒息思想,扼杀见解的结果。于是,吃人者恒吃人,被吃者恒被吃,这是虎的规则。而一旦某个被吃者,不想被吃,不愿被吃,要讨个说法,要变个主意,有了不同的政见,有了相异的观点,有了反对的想法,有了挑战的念头,等着吧!这部国家机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隶,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逻卒,比猛虎还要猛,全力以赴,悉心从事,上下一致,除恶务尽。
  龚自珍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赌命运,赌爱情,赌文学。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更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一盏鸩酒,暴毙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阙,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二、“定庵晚年所眷(妓)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总之,老虎没有闲着,也不会闲着,它总是要吃掉它想吃的人,不过,时间有早晚,下嘴有轻重的分别而已。于是,这个才华极其高超,文字极其辉煌,内心极其矛盾,思想极其复杂,连他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天才,在文学星空中,迸发出最后的华彩,一闪即逝,遂成绝响。虽然,只活了49岁,留在文学史上的这个颇为异类的形象,却是值得后人好好研究。
  读完他短促的一生以后,我们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东山猛虎不吃人”,绝对是一个神话,万万当真不得。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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