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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不禁伏案呜呼！赶情，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好像都是很容易被人搞定的。当然，对付名士派张岱——一个被政治搞，而不是搞政治的书呆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付人称“小东林”的复社人物，“机敏猾贼，有才藻”的阮大铖，就玩不转，吃不开了。
他试验过，巴结过，赔钱赚吆喝做过蚀本买卖，然而，只讨来没趣。
吴伟业《梅村文集》中，有一则生动的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蓄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
陈维崧在《冒辟疆寿序》中，也提到过阮大铖所受到的这次羞辱：“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诸先生闻歌者名，漫召之，而怀宁者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也，则亟命歌者来，而令老仆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而诸先生固醉，醉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之殊恨。”
这几位贵公子，将阮圆海羞辱一个够以后，似乎还不尽兴，紧接着，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复社名士，又贴出联署的《留都防乱公揭》，彻底揭发阮大铖为奴、为蟊贼、为乡愿、为赃官的罪行。这实在是中国文人互斗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窃以为“文革”期间的“大字报”，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应该是在这里。
公揭一出，石头城里便沸反盈天了。
哇噻！字大如斗，贴遍长街，路人仰观，众口流传，声势汹涌，满城哗然，正气如虹，宵小胆惊。其批倒批臭之效验，比“文革”还“文革”，阮大铖要是生在二十世纪，久经政治运动，百炼成钢，也许成为滚刀肉，毫不在乎。可在十五世纪，知识分子的脸皮子，还没有后来那么厚。再说，有着一部大胡子的阮髯翁，吹拉弹唱，风流倜傥，怎么也是有过功名，做过朝官，出身世家，饶有家产的名流呀，一时间手足无措，只好“潜迹于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后来成为清初三大学者的黄宗羲，那时还是血气方刚之季，也欣然命笔，记录逐阮成功后，他们这些“红卫兵”们的胜利集会：“崇祯己卯，金陵解试……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山、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俱揭中具名声讨者），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
黄的这篇快文，我马上想到法国人的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笑。同时，我也想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打落水狗”，是对的。可是，你要是打不趴下这条狗，它爬上岸来，至少要抖你一身水。所以，无论那四大公子，还是贴大字报的复社人物，都有笑得太早之嫌。
第一，据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验，小人这东西，是万万不可得罪的；第二，同样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你既要得罪，就得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足够准备。倘不如此，你做不到破釜沉舟的决绝，那你就赶快拉倒，打消念头。求一时口舌之痛快，图片刻宣泄之欢悦，打蛇打不到七寸上，只能使小人更小，坏蛋更坏，恶棍会成为歹毒的食人族。
这就是天启朝的东林党人，崇祯朝的复社中人，以及能与之相呼应的清流，多年来政策上的失误。这些人，毫无疑问，既是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也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人是好人，但好人不等于没有褊狭愚执的毛病。由于声气太过相投，自然就要排他，以我划线，对“忌者浸不能容”；由于派性情绪作怪，难免意气用事，因此，党同伐异，高筑壁垒，硬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化友为敌，把很多中间分子，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也是最难根除的痼疾。
君不见今日之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里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子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吗？
所以，明之亡，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入侵，李自成、张献忠之犯阙，固然是主要败因，但朝廷中你搞我、我搞你的党争，置危如累卵的国家命运于不顾，一定要争出是非，定下高低，干掉别人，自立为尊，弄得崇祯为帝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宰相，成为历史的一个大笑话。这种党争的内耗，一直到朱由检景山上吊，又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延续下来。于是，阮大铖从南京近郊的牛首山，坐着马车，带着戏班，堂而皇之地进城了。
这使我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一句道白：“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有时候，我们时常会埋怨，老天不长眼，为什么小人总能得志，而君子常常倒霉？因为，凡君子，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小人，绝对认为这个世界是险象丛生的。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明这两种人心境的截然不同。坦荡者不会全天候地关注身边四周的动静，而戚戚者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睁着警惕的眼睛，窥测方向，掌握时机，随时准备隐遁，随时打算进袭。阮大铖的“猾贼机敏”比那些“红卫兵”们要强得多多，还在他被黄宗羲等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下酒小菜时，崇祯十四年，在他闻知周延儒复为首辅后，急忙要求他给自己平反，“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对这个绩优股，进行远期投资。
不知得到多少好处的周延儒，情不可却，当然想帮忙，然而，帮不上忙。“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明史》）
这就是小人的机敏灵活，我不能上，我的朋友上。我的朋友上，其实也就等于我上。果然，凤阳总督出缺，马士英被委任。随后，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身亡，事态遽变，在南都，握有军权的马士英，和一肚子坏水的阮大铖合谋，排挤史可法，拥立福王，是为南明弘光政权。
由于翊戴有功，阮大铖甚至当上了兵部尚书。最滑稽的，老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耐不住寂寞，巴结阮大胡子来了。早些年，他连正眼都不瞧这个败类的。现在，他和他的新太太柳如是，从常熟赶来凑热闹，以求分一杯羹。这位风流女子，白衣白马，在下关，先慰问阮的江防部队，当了一回劳军女郎；然后，又移莲步，阮府赴宴，坐在髯翁身边，频频劝酒，嗲态百出。
我估计，盲翁陈寅恪，作《柳如是传》，写到这里，肯定心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同样，复社的“红卫兵”们，眼看着石头城上乌云密布起来，也是想笑都笑不起来了。
前面说过，小人之不可得罪，就因为有小人得志的这一天，一旦得了志，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凡开罪于他者，都会加倍地遭到报复。现在，轮到他笑了，那可是魔鬼的笑，刽子手的笑，决不心慈手软、开刀问斩的笑。
阮大铖先将“大字报”的力主者周镳，投刑部狱杀害，然后下令逮捕复社的吴应箕、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等人。这还不够，难解他心头之恨，扩而大之，“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黄道周、杨廷麟、刘宗周、顾杲等七十二人皆不免，于是，缇骑遍七郡矣。”（朱一是《周雷赐死始末》）
这期间，那些跟阮大铖来不来的复社名流，陈贞慧捕入锦衣卫，差一点被整死，侯方域逃得快，没有落入阮的魔掌，沈士柱、吴次尾隐名埋姓，躲到外县，黄宗羲跑到余姚，入山抗清，冒襄遁回老家如皋，在水绘园一声不作……倘不是清军迅速南下，挥师江浙，弘光帝成了俘虏，阮大铖继续得志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滴溜子＇禄山的，禄山的，潼关直犯。哥舒翰，哥舒翰，全军奔散，大驾去长安西畔，传闻凝碧池，胡奴开宴。趁此悄地更衣，奔从雕辇。
＇尾声＇朝冠脱却，轻裘换，将紫绶身中密绾，说不尽的家常凭伊自管看。
扈驾西巡何日还，不堪烽火满长安。
出门哪敢高声哭，多少胡儿勒马看！
（第二十一出《扈奔》）
《燕子笺》中，公元六世纪胡人杀进长安的情景，到了公元1644年，竟原样不差地出现在阮大铖的眼前。不过，那是胡人，这是清兵，那是长安，这是金陵。在戏文里，他使剧中人郦尚书扈驾出奔，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在现实中，这位先事阉党，感觉臭得不够，再投清廷，以求臭上加臭的阮大铖，很快就变节投降，像当年汉奸为日本鬼子带路扫荡那样，发蓄辫，胡服左衽，从清军攻仙霞关，自告奋勇，作马前卒，走在最前面。
他没想到，在山高路陡的峰巅，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像是挡住他脚步，不让他往前走，绊了一跤，立即仆倒在地，此人遂像一摊牛粪似的再也站不起来。
于是，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败类，结束了他卑鄙无耻的一生。
他死了，不等于中国文坛再也不会有类似人物出现，不过，能写出《燕子笺》优美文字如阮大铖者，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也许因为他这样一个为人为文反差极大的先例在，所以，对时下的一些作品不怎么样，而人品更不怎么样的同行，混迹文坛，洋洋得意，名利场中，狗屁捣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帮小玩闹，纵使蹦，又能蹦多高？纵使跳，又能跳多久？随他去罢！
东山猛虎不吃人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近年致力于读史随笔写作，见解精辟独到，笔锋犀利传神，深受读者好评；最近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早期作品《行路易》长诗中的起首一句。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伯定，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以别树一帜，不同凡响的诗人形象，存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为人景仰。
想起他，一般先说到他的诗，尤其七绝，简直被他写“绝”了。其次说到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丽太太的恋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然后，才是他振聋发聩，拯危救亡的文章，包括他一心一意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