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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惟一一家常驻伊拉克新闻机构—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我在伊拉克待了整整8个月。在我32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终于告别了仍然到处是硝烟的伊拉克。在北京树叶金黄、天高云淡的秋天，我像刚从窒息中苏醒的人那样，贪婪地呼吸着和平和宁静。
我身上仍然还带着硝烟的味道。回到北京最初的几天里，我出门依然是那种随时被人瞄准的感觉。坐进出租车里，我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用什么东西把车窗挡上，以免让外面的人看到里面坐了一个“外国人”而遭到跟踪和绑架。
我经常会突然陷入一种沉思，陷入一种对巴格达往事的回忆。当我渐渐重新习惯了和平的时候，我开始变得特别敏感。季节变换、起风落雨、街头散步、朋友聚餐……这些最普通不过的人生琐事，在我眼里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开始理解爆炸和枪声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还有人的精神世界。
安全感和生命的尊严没有了，战争将人变得如同蝼蚁。
老家的朋友强沫曾为我的平安归来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期间擅长丹青的刘岚特意泼墨挥毫，寥寥数笔画了一幅“忘忧草”给我。现在这幅《忘忧草》就挂在我北京的居室里。我经常凝望“忘忧”二字浮想联翩。一方面，从巴格达平安归来，还有什么忧愁之事值得牵肠挂肚呢？另一方面，我的同事、朋友还坚守巴格达，每天都有血腥的消息从那片古老的文明故地传来，我又如何能够忘记忧愁？
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会请我去讲述在伊拉克的经历。走进久违的校园，看到贴在食堂附近的这次讲座的海报，我立即想起在耶路撒冷、加沙和巴格达，贴在大街上的死难者照片和充满仇恨的标语。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远观战争也许是一种双倍的福分，但我们不仅仅是战争的看客，我们是这个依然存在战争和杀戮的世界的一员；我们暂时不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但我们依然是战争逻辑的潜在受害者。
讲座中不断有同学递上纸条。其中一张纸条写道：“谢谢您告诉了我一个真实而远远超出我想像的世界。”还有一张纸条问：“面对种种悲剧、灾难、困难和恐惧，你哭过吗？”我没有哭过。但是，远离了那些悲剧、灾难、困难和恐惧，我却忽然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在回家的汽车上，我忽然非常伤感，泪水悄悄地湿润了眼睛。在那个我曾经追求和实践新闻理想的地方，人们正在爆炸和枪声中度日如年……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但战争仍然在以另外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继续着。除了爆炸和杀戮，伊拉克很难传出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伊拉克归来，所有的记忆并没有模糊。相反，在北京和平温暖的夜晚，那些伴随着爆炸和枪声的日子依然折磨着我的思绪。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超出人们想像的伊拉克完整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整理我在伊拉克的笔记。今天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切，都将成为明天的历史。然而，往往后人能读到的历史，多半是对当局者的颂扬和对英雄的赞美。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人性在社会变迁中所受到的伤害和扭曲，往往很难从正史中读到。民主也好，自由也好，往往是政治家的遮羞布。对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一位母亲早晨送走她的几个孩子，到了傍晚不知道究竟谁还能活着回来，那么这位母亲将如何评价这个所谓的“新伊拉克”？
关注战争状态下的人，关注被占领国家中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以一个中国记者的视角，真实地反映普通伊拉克民众在战后社会巨变中的生存状态，是我写作这本书最根本的出发点。
书中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巴格达邻居当中。
当一个和我们有某种联系的人的鲜活的生命忽然冷却，当死亡和被绑架的威胁近在咫尺，我真切地感受到文明残酷的一面。我很难为那些打着各种各样旗号而进行杀戮的人叫好。
我终于明白—杀戮没有理由，只有借口。
在和大学生座谈时，我曾真诚地向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表示感谢，因为我觉得对暴力下的伊拉克局势和当地民众的关心，体现了一种宝贵的人文关怀和人性的关注。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在我们越来越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无法继续隔岸观火，无法仅仅充当一个战争看客。对发生在伊拉克的战争故事进行审视、反思和探讨，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责任。
其实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每天都在报道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伊拉克局势及其走向，很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在网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网友对伊拉克局势的精彩评论和激烈辩论。但是我在本书中所竭力记录和展示的，不是伊拉克局势本身，而是这种局势下一个正在经历权力更迭和遭受暴力苦难的社会全景图。
当初决定去伊拉克的时候，我已经在同样危乱的耶路撒冷工作了近两年。我还记得耶路撒冷的邻居曾经对我说：“听说巴格达连手纸都没有，你要多带些报纸应急。”那么，到了巴格达后，我发现了一个怎样的巴格达？在新华分社的狗已经习惯了枪声的情况下，眼前的伊拉克向我们展示了怎样的真相？从萨达姆被捕的那个地洞钻出来的时候，在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扣留后……当一件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我是怎样和那里的人们一起度过那些漫长而充满危险的日日夜夜？
都说历史是人民撰写的，但人民往往被迫撰写他们最不情愿的历史。这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作为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深入反映战后伊拉克的书籍，我虔诚地期待和每一位读者共同咀嚼这意味深长的记忆。
作者于2004年12月12日
第一部分第1节 去伊拉克（1）
美军封锁了进出巴格达的一条主要街道
我将携带的公款分置7个信封，“全身到处都藏着美元”是我进入伊拉克的最大机密。如果碰到劫匪，我随时准备奉上只有300美元的钱包……
2004年1月5日。尽管很困，但是在安曼和平安静的夜晚，我却久久难以入眠。借来的闹钟，在温暖的床头滴答滴答地响，伴我度过这个进入巴格达前的最后一夜。作为一个记者，到战后混乱依旧的巴格达还能否享受如此宁静和闲适的夜晚，我实在不敢奢望。
5点钟，我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剑桥高中门口，等候从巴格达来接我的伊拉克司机。但是那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夜晚的静谧和空旷。等了10多分钟，就在我决定回房间暖和暖和时，忽然传来一阵汽车沉闷的轰鸣声，接着一辆小面包车停在我身边。司机跳下车，拉着我的手就使劲地握：
“你是新华社的人？”
有了司机和车，旅途才正式开始了。由于伊拉克的出租车不能进入安曼市区，这辆小面包车实际上还不是带我去巴格达的车。我们在安曼郊区换了车，天还没有亮。司机说，安曼到边境有350公里行程，然后进入伊拉克后还有600公里才到巴格达，如果一切顺利，当天傍晚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拐上去边境的公路，看到路边有“伊拉克”字样的路牌，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竟然激动地猛跳起来。上学的时候，如果问有谁会为去一个千疮百孔、没有安全保证的地方而激动，我的答案会是两种人，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现在，我理解和明白了更多。很多事情不是疯子和傻子的专利，一些看起来疯狂透顶、傻气十足的事情，其实是最有吸引力的诱惑。
我清楚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我为新闻的理想来到耶路撒冷，同样为了新闻的理想去巴格达。我没有把伊拉克之行看做是迫不得已的苦差，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前途如何，我无怨无悔。
“不喜欢萨达姆，也不喜欢美国人”
路边是清一色黝黑的碎石，一眼望不到边。朝阳把金色的阳光撒在这片古老的原野，我忍不住拿出相机，对着车窗外不停地按下快门。我想，繁华如纽约和香港是一种美，而荒凉到了极致，如同这千里黑石大漠，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司机阿布杜是个50多岁的伊拉克人，眼睛很友善，会说一些英语。在一个约旦边界小镇，他忽然在一家刚刚开门的商店门口把车停下来，说要给他的孩子们买点东西。我看他抱出来的主要是一些零食。阿布杜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一个学电脑，一个学师范要当老师，他很为他的两个孩子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尽管已经上了大学，他还是把他们当孩子，从1000多里外为他们买零食。他说，其实这些东西在伊拉克也都能买到，但是恐怕我们到巴格达已经太晚，出门购物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还是在约旦买好些。
阿布杜说他也大学毕业，曾经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农艺师，但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他失业了，就不得不改行开起了出租。目前，他的生意不好也不坏，乘客以巴格达当地人为主。
天气很好，我们过关也很顺利。在约旦边境简陋的海关大厅，零零星星坐着十几个等候办理手续的阿拉伯人。阿布杜说，他们都是在约旦打工的伊拉克人。问起当地伊拉克人的平均月收入，阿布杜想了想，扳着指头算了算，说是大约100美元。“但是工作并不好找。”他补充说。
出了约旦边境，有一个大约1公里的缓冲区，然后就是伊拉克的边境关口。在缓冲区内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庞大的难民营，蓝色、白色的简易帐篷一顶接着一顶，可以容纳几千人。司机介绍说，这里住的都是伊拉克战争期间跑出来的难民，约旦不接受他们，现在伊拉克联军当局也不允许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就暂时栖身这里，靠国际救援度日。
我拿出相机，还没有下车，阿布杜就对我说，你要小心那里的孩子，他们会缠住你要钱。果然，我一下车，刚端起相机，就有一大群孩子从各自的帐篷里冒出来。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一边向我跑来，一边“给点钱、给点钱”地喊着。我匆忙拍了几张照片，司机就催促我上车，一是为了不被纠缠，二是为了在天黑前经过费卢杰等几个靠近公路、容易出事的路段，以便在天擦黑时能够赶到巴格达。
有趣的是，进巴格达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在安曼，我碰到的中国人都会首先问我是不是要“进去”，什么时候“进去”，以前“进去过”没有……“进去”，在国内本来专指蹲监狱，现在成了在约旦待命进入巴格达的新名词。实际上，巴格达通信艰难、电力短缺、安全没有保证，在约旦说的“进去”和在国内说的“进去”似乎也有某些相通之处，令人不免多想。
在伊拉克的边境关口，我除了看到一辆美军坦克驶过和两个美军士兵外，没有看到更多占领的迹象。检查车辆、办理手续的都是伊拉克人，他们都很友好，看到中国记者拍照也很配合，始终是一张笑脸。我经常想，阿拉伯民族也许是最会微笑的民族，他们的微笑魅力无比。我碰到的美军也很客气，对拍照也不回避和阻止，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