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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脱掉戎装，身着朝服，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本来元帝得帝位就是侥幸，此话有七八成是真。
王敦不答。其实，这位王大将军也不失厚道。当初，他与堂弟王导竭尽忠心拥戴司马睿这位晋室疏宗为帝。如今，乘胜凭势，完全可以幽禁废杀司马睿，但王敦没有下手。
元帝见王敦不搭理自己，没辙，只得命公卿百官齐去石头城拜见王敦。从感情、心理上讲，元帝也不见得有多么悲愤，他自己依靠王氏家族的扶植才得立为帝，王敦真把他废掉，他也没什么话好讲。
王敦与众臣见礼已毕，居于上座。首先，他戏问手下败将戴渊：“前日之战，有余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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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草创之际的大内讧（2）
戴渊坦言：“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
王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
“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戴渊不卑不亢，语带讥讽。
王敦也笑：“卿可谓能言之人。”
戴渊此人，是吴地数世强宗。“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细行”。当年大才子陆机带着数船行李去洛阳，戴渊与一帮哥们见财起意，前去抢劫。“戴渊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陆机在船上望见，知戴渊非常人也，大声叫道：“卿才器如此，怎会做此盗贼之事！”戴渊感悟，投剑而起，与陆机成为挚交。司马睿到江东后，戴渊一直深见亲信。
略作沉吟，王敦又对周剀埋怨道：“伯仁，卿负我！”
周剀依旧一脸不在乎，“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成功，使王师奔败，以此负公！”
周剀“少有重名，神彩秀彻”。“周仆射，时人谓‘言谈之林薮’”（《世说·赏誉第十八》）“世目周侯，嶷断如山”（《世说·赏誉第五十六》）。正史、小说，都对他赞誉不少。但此公好酒，当初在西晋，能日饮一石；过江后，日日沉醉，略无醒日，时人称为“三日仆射”（意思是一醉三日）。一次，周剀与一位刚从北方逃难来的老友对饮，两人喝掉二石酒，竟把对方活活喝死。此外，周剀雅望非常，以戴渊之豪放，在其座不敢多发一语；以王敦之俊爽，每见周剀都面红耳赤，冬天寒日也要连连扇面。刚过江时，王导曾与周剀狎饮，乘醉倚枕在这位大名士的腿上，指着他的肚子问：“这里面有什么呢？”周剀豪语道：“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其豪放事迹，皆有类于此。
表面上，事情至此告一段落。晋元帝下诏大赦，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寻尚书事。王敦却不给皇帝面子，“并让不受”。
元帝内心不安，他在广室殿召见周剀，问：“大事渐息，二宫无恙（指元帝自己及皇太子司马绍），诸人平安，大将军（王敦）看来还不负所望吧？”
周剀回答：“皇上、皇太子自可万全，臣等尚未可知。”
有人劝周剀趁机外逃，被他拒绝：“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真正一条好汉子，磊磊落落，虽常因酒废事，不失铮铮直臣。
王敦手下的参军吕猗，曾在戴渊手下做事，与彼时的老上司深有过节。他劝王敦说：“周剀、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先前明公质问二人，他们一点愧色也无，令人痛恨。若不除之，必有再举之患。”
王敦深觉吕猗之言有理。但毕竟周、戴两人名望太大，王敦自己下不了决心，便试探性地向堂弟王导征询意见：“周剀、戴渊，南北之望，无疑可以做三公吧？”
王导不答。
“做尚书令、仆射之官总可以吧？”王敦又问。
王导仍旧默然。当时跪于宫门之门，数次哀求周剀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家族求情，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反应。对此，王导耿耿于怀。
王敦会意：“这样的话，应该杀掉两人才对吗？”
王导仍旧无语。
于是，王敦下令逮捕周剀和戴渊，随便捏造个罪名，押至石头城处决。
路经太庙，周剀放声大骂：“天地先帝有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良，陵虐天下。上天有灵，当速杀王敦！”押送军人惶恐畏惧，忙上前用利戟对周剀当口就刺。虽血流至踵，周剀仍颜色不变，举止自若，慷慨受死，观者纷纷流泪。
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他失势时朝廷官员呈给皇帝的疏奏，发现了周剀为解救自己而上的奏书，其中内容极赞王导忠诚，申诉备至。此时，王导才知道自己做了小人。他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吾虽不杀伯仁”之典，由此而来。）
说句公道话，王敦之祸，实属元帝司马睿因听信刁协、刘隗两人之言排挤王氏宗族而自招。刁、刘二人，器量浅狭，不能容物，致使“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但最终倒大霉的，反而是周剀和戴渊这样的仁厚长者。
王敦大权在握，以堂弟王导为尚书令，以堂弟王舒为荆州刺史，以堂弟王彬为江州刺史，以堂弟王邃为徐州刺史，以亲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随意所欲”。
长沙方面，谯王司马承终于力不能支，被魏义攻败，自己也被活捉，关在囚车里押送武昌。走至半路，王敦派人一刀结果了这位志大才疏而又不失忠梗的司马老王爷。
权力使人腐败，极权使人极端腐败。“（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最宠信的，当属吴地大族沈充和他的老乡钱凤，并对二人言听计从。凡有得罪沈、钱的官员，必死无疑。这两个人土豪出身，“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使得士庶怨恨，皆望其早败为幸。
公元322年年底，王敦率军还武昌（今湖北鄂州），遥制朝廷。
不久，元帝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死，时年四十七。
元帝至死，王敦也没有去朝见他。值得重点说明的是，元帝确实是病死善终，不是被毒死、刺杀、绞死或者暗杀。失势君王中，元帝也算运气比较好的一位。史家评价他“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最最奇怪的是，就连总为尊者讳的正统史家也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也真是天下奇闻。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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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草创之际的大内讧（3）
元帝死后，王导受遗诏摄朝政，皇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东晋明帝。改元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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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最后的下场（1）
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暮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他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反而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也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轻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杀。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之比”。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意，州里患之”，与南山猛虎、长桥大蟒合称为“三害”，后在陆机、陆云兄弟劝诫下幡然自新，发奋读书，既为能臣，又为上将，最终在与氐人作战中英勇战死，被西晋朝追赠为平西将军。周处当时还有文集传世，著《默语》三十篇、《风土记》以及《吴书》，真正的文武全才。）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也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轻英果，才兼文武，不像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众以为（王）敦信死，咸有奋志”。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朗，晋明帝、王导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拐。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大可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京华游仙窟，山木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消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