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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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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人篱下的最后岁月(2)     

  段匹襌被执送襄国后,被石勒软禁,常常也被石勒“请出”参加赵国的“朝会”。段匹襌总是一身晋朝朝服,手持晋节,从不向石勒下拜。以石勒、石虎之暴,竟也一时不敢对段匹襌下手,可见这位鲜卑大人的威武和人格魅力绝非常人可比。

  石勒忍耐了一年多,见始终无法降服这位辽西鲜卑,又怕其族人趁机拥之东山再起,便加以谋乱罪名,派人杀掉了段匹襌。

  《晋书》对段匹襌的评价非常中肯:

  段匹襌本自遐方,而系心朝廷,始则尽忠国难,终乃抗节虏廷,自苏子卿以来,一人而已。越石(刘琨)之见诛段氏,实以威名;匹襌之取戮世龙(石勒),亦由众望。福祸之应,何其速哉!《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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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河大志闻鸡起舞(1)     

  ——祖逖的恢复大志

  “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但真正了解这两个典故的主人公祖逖事迹之人,却又寥寥无几。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今河北涞水)。祖家世为北州大姓,“世吏二千石”。

  祖逖年少丧父,兄弟六人,共同撑持家业。青少年时代,祖逖“生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祖)逖有赞世之才”。

  晋武帝太康年间(290年左右),二十四五岁的祖逖与刘琨一起任司州主簿,两人英雄相惜,谈诗饮酒,共为豪爽喜侠之士。“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由于二人皆是不羁骑士,常常夜中坐起,纵论世事,“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由此,可以看出祖逖已经预见国中将有兵灾变起之日。

  “八王之乱”后,晋室沦丧。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洛阳陷落。祖逖率亲族乡党数百家避乱于淮泗(今江苏徐淮地区)。一路之上,祖逖躬自步行,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疾病的人,衣粮药物施予有急之人。逃亡途中多遇盗贼险阻,祖逖应付自如,显示出极强的组织、领导才能,被同行诸人推为“行主”。抵达徐泗时(今徐州市),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祖逖又被征为军谘祭酒,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屯驻。(行主,是坞壁首领的称呼之一。又称坞主,营长等。坞壁组织是中国历史上动乱时代的百姓为了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相聚于山林险地,凭险依势,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宗社流民自治组织。坞壁在王莽末年大动乱时代已经出现,到西晋末及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世道混乱,坞壁最为繁盛。“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坞壁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几百家到几千家。首领多由乡里威信高的大族豪强担任,宗族是坞壁的核心构成,而各地流民则构成坞壁的基层组织。因而“招纳流亡”也成为坞壁的一大特色。此外,在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南北朝,坞壁也是民间下层豪强一显身手的唯一表演空间,在这样一种且战且耕的组织内部,只有靠义气、信誉、公正以及坞壁主的个人魅力来进行管理和沟通,宗法与恩义是坞壁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支柱。当然,坞壁日后也成为南北朝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地方豪强中也有不少人演变为动乱的潜在因子和新一轮门阀的候选人。)

  作为一时人杰,祖逖常怀恢复之志。晋愍帝继位后,下诏命远在江东的司马睿率兵赴洛阳来勤王。司马睿当时致力于确保江南一隅不失,根本无意(也确实没有足够力量)进行北伐。祖逖上表,慷慨陈词,司马睿就顺手推舟做人情,给祖逖虚封一个豫州刺史的衔号,象征性地拨调千人粮饷、三千匹布帛以充军费,让他自己想办法招募兵士。至于甲胃弓矢、士卒粮马,琅琊王再没有任何支持。

  大英雄祖逖本来完全可以在江南依附司马睿,求田问舍享清福。然而,他毅然出发,率先前和他一起南渡的宗族部曲百余家,从京口北渡长江。行至中流,祖逖拔剑而起,眼望茫茫大江,敲击着船楫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感奋。

  渡江之后,祖逖屯驻江阴,冶造兵器,招募兵卒。拥有两千多名武装后的士卒后,祖逖开始北进。

  当时,长江以北地区属于大乱过后的三不管地区,各处流民和当地住民纷纷建立坞堡武装,自封刺史、太守,看谁力量大就依附谁,完全乱了“王法”。祖逖纵横捭阖,击败击降坞主张平、樊稚等人。太丘之战胜利后,祖逖攻克谯城。后来,蓬陂坞主陈川叛归石勒,并引来大魔头石虎的五万羯族精兵,祖逖出战,与赵兵相持。

  公元319年(东晋元帝太兴二年),祖逖与后赵兵在浚仪相持。晋兵屯兵东台,后赵兵屯据西台,双方紧张相持四十天,粮草都到了精光的境地。

  祖逖派人用布囊盛满砂土,假装是食用的大米,派千余人运至晋兵据守的东台。然后,他又派数人挑着真正的大米(也是用同样的布袋盛装),佯作累坏了躺在道旁喘气歇息。西台的后赵兵望见,马上派精兵来袭,担夫都依据计谋,假装惊惧状弃担而逃。后赵将打开袋子,见里面全是上好的大米,推断晋军粮食充足,“以为(祖)逖士众丰饱,甚惧”。古代人打仗,拼的就是粮草,见敌方粮多士饱,自然心中泄气。

  石勒遣大将以千头壮驴运粮,支持浚仪城西台的后赵兵。祖逖在汴水设伏,尽得其粮。后赵兵无粮,不支退走。此后,祖逖军将凭据封丘、雍丘,多次出兵攻打石勒的后赵军,使石勒的力量在河南一地迅速萎缩。

  与此同时,祖逖还调和河南诸晋将和坞堡头目之间的矛盾,示以祸福,最终使这些人都听从他的节度。对于河南一带的坞堡堡主,祖逖对他们送质子于后赵的权宜之计也以示理解,灵活处理政治纷争,不仅常对他们施以德惠,还不时遣小股军队假装击扰这些坞堡,让后赵方面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坞堡地主是忠于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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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河大志闻鸡起舞(2)     

  感激之余,坞堡堡主常常向祖逖暗通消息,把后赵军队的行军意图和路线一一提前报告。

  “(祖)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南父老乡亲感悦祖逖的恩仁德政,作歌咏叹其美。刘琨也对此位老友的文治武功很有感慨,在与亲旧的书信中感赞祖逖。东晋朝廷徙祖逖为镇西将军。

  由于有祖逖在,号称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羯胡石勒再也不敢侵入河南之地,并派人在成皋县修葺祖逖母亲的坟墓。

  石勒还写亲笔信给祖逖,要求“通使交市”。祖逖虽不回信,但却听任军民与河北的羯胡互市,交换各自所需,“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正当祖逖想“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之际,东晋朝廷对他拥兵一方产生了疑忌,派江南士族出身的文人戴渊为都督,出镇合肥,以牵制祖逖。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逖心中非常不舒服。当时,东晋朝中王敦与刘隗交恶,互相攻讦。祖逖深知内难一起,北伐大业会因之搁浅。忧愤如此,他仍然加紧一切军事准备工作,带病指挥营建武牢坚城。

  公元321年10月,天文有变,“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古人迷信,病入膏肓的祖逖也识天文,夜中他仰视星空,叹息道:“此星是应在我身!本想进军平定河北,而天欲杀我,这是对国家不利的征兆呵。”几天后,满怀遗憾,祖逖病亡,时年五十六。

  宋人胡曾有首咏史诗,表达了对祖逖病亡的历史遗憾:“策马前行到豫州,祖生寂寞水空流。当时更有三年寿,石勒寻为阶下囚。”

  毛泽东也有《七律·洪都》一篇叹美:“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祖逖死后,东晋朝中久怀逆乱的王敦大喜过望,他先前一直忌惮祖逖不敢有异谋,“至是始得肆意焉”。(《世说新语》中曾记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更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嗔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摧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东晋派祖逖之弟祖约代替其兄统领其众,但节节失败,被祖逖收复的河南大片土地最终被后赵攻陷。

  史臣把刘琨与祖逖同编一传,并在赞语中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刘琨年少之时,本无高节异操,终日走马贾谧门下,博饮石崇金谷园中,谈笑于司马伦幕府,实为轻佻幸进之徒!祖逖青年初期,义气散谷周济贫乏,半夜闻鸡昂然起舞,潜思中原烽火燎原,贪幸天下兵灾多艰,疑其本意,确乃贪乱乐祸之辈!然而,一俟国家有难,皇室沦亡,此二人各运奇才,并腾英气,疾风劲草,节操磊磊,捐身赴义,死所不辞,身虽丧亡,但成就万世千秋英名!

  羯族石氏后赵王朝的兴亡从疯狂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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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英豪(1)     

  ——后赵开国皇帝石勒

  山西民俗,除了老陈醋和为数达几百种的面食以外,还有不少地方曲种、杂戏和武术。在榆社县,每逢节假喜庆之日,就会看见城乡四处的男女,数十数百,身着红绸大衣,手执一种号为“霸王鞭”的道具,或舞或跳,左甩右敲。鞭杆上系有玲珑的铜铃和精细的绸穗,在复杂的“四点法”敲击声中,鞭随人舞,人借鞭势,脆响声声,红男绿女们憨厚、纯朴的脸上洋溢着小康的满足和平安世道的喜悦。殊不知,他们手中飞舞的“霸王鞭”源自一千六百多年前一位本土英雄手中的指挥马鞭,唰唰脆响声中,那不可一世的后赵王朝似乎就在瞬间的挥甩之中完全幻化为历史的烟尘。

  石勒,字世龙,原名匐勒,上党武乡(山西榆社)出生的羯族人。石勒的祖父,根据《晋书》中记载,名字是耶弈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帅”。耶弈于,应该是波斯语的eelkhany,现代一般译为伊儿汗尼,意思是游牧部落首领。所以,他们这一家很可能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中的某一支属,可能是康居(羌渠,曾居于今新疆塔什干地区)人,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为入塞匈奴十九种姓中的一种。他们的样子“高鼻、深目、多须”,应该是欧罗巴人种之一。由于内迁日久,到石勒这辈,已经完全沦落为替当地汉族地主扛长活的佣工,可以说是真正的贫雇农无产阶级。

  从七八岁起,石勒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赤脚在田里干苦力。当时这个苦孩子除相貌怪异外(羯人高鼻深目),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只是在累得贼死回家吃饭时,蹲在茅草房的炕角,端着大碗,常常向母亲抱怨说自己听到有战马嘶鸣、金鼓擂击之声。石母不以为然,劝他说:“你干活太累,耳鸣罢了,不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当时,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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