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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货总额最高时也在一万担以上，几乎成了垄断的局面。
鑫记土行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的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仅十几个职工的花红就发了七八万元，职工和股东人人皆大欢喜。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取消原来的土行，改招“认商”，分向各产区收购，再交公营的“统收处”统一收购。统收处将所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于禁烟总局，每月按规定数量由上而下逐级分摊到各专区、县、乡、镇、保甲，直到瘾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被迫关门歇业。
一年后，国民党政府又允许商营。鑫记土行又与以周云章为首的成都帮和江津帮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并，成立了“庆康”土行，继续并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以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为后台，在川西南设有不少分庄。鑫记与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的庆康土行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四川省内各产区、销区开了四十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垄断了四川省内的烟土内销。同时，也发展了省外的业务。声势也更壮大了，职工总数达一二百人，另外还有为烟土加工的工匠几十人。庆康土行开业仅一年，就在贵州收购了8000担烟土，在涪陵收购了5000担，在丰都收购了3000担，在南坝收购了2000多担，再加上其他码头收购的，总计有2万多担。除大部分仍是运出外销外，在内销方面数量也不少，获利颇丰。
庆康作了一年以后，到1939年，最大的外销市场汉口等地已经沦陷，“特业”生意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庆康也趁势收尾了。
从组织鑫记土行到结束庆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获利竟高达五六百万元，他志得意满，觉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短短几年内“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拥有庞大的产业，胜利洋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的；川盐、美丰、川康等十一家银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还购置了可收1000多担租子的地产。因此，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烟土巨商，有“烟土大王”之称。
曾俊臣经营烟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诀窃是勾结军政各界权要，窃取情报，有针对性地收购或卖出。他在30多年后，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原因时说：“主要原因是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干扰。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关，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这的确是经验之谈。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上市，市价低廉，大量吃进，囤积居奇。但是，吃胀了，烟市行情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四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了解产销行情。李春江向他详细介绍了四川省烟土产量以及省内、省外的销量，还讲了当局的烟政方针。曾俊臣获得了这些情况，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来。他认为产不足销，烟价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趁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乘机抛出存货，每天获得近十万元的暴利。在这次增税前的半个月，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唐华将增税的经济情报告诉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报后，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付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并办好了手续。10月19日，成都来电，每担烟土由原来交税200元增至700元。这个消息当天就泄露了，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两个小时交库税即高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专程从成都赴重庆处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记的股东，鑫记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税，便没有再补税。这次，鑫记至少少交了30～40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给唐华5万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还总结了“尔虞我诈，逃避盘剥”，“商商斗争，故弄玄虚”，“以小利收买大烟馆”等经营窍门。
从以上三个烟土大王的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出烟土商大都与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国家、黑社会相勾结，寻找后台；经营鸦片烟土，富于冒险，无所不用其极。正因如此，他们都获得了丰厚的暴利。他们的发家史，典型地说明了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社会背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庇护。
综上所述，鸦片烟土商之经营烟土业，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土匪、帮会，想方设法，欺人骗钱；他们四处奔走、贩运，惟利是图，使烟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全国泛滥成灾。近代中国，在政治上已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英帝国主义所贩运而来的烟毒，加上烟商的拚命贩运，使中国又成为烟毒的世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又遭受着烟毒的折磨。烟毒，不仅给吸食者造成了伤害，即使是对大多数烟贩而言，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四川宜宾，有所谓烟贩“四客变化”的说法，反映了多数烟贩的必然结果和命运。这四客变化是：贩烟者初来宜宾是“烟客”；赚了钱，少不了要过豪华腐化的生活，去到赌场时，就变成了“赌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钱输光、花光，就只能当“棒客”（以盗劫为生）了。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吸食者的店铺。铺中往往设有烟灯、烟枪，供吸食者使用。
熬制烟膏，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手艺，最早是从海外传入的，广东人得风气之先，首先学会了熬制，慢慢传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在山东济宁，土膏店有董其盛开设的“盛华”，袁鸣皋、李幼石开设的“鸣石”，曹安卿经营的“寿康”，满隶园掌柜的“洪园”，刘海亭经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庆，民国年间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门外开设的土膏店，有李连旺在大南门沿河街开设的土膏店，有王宏发在同安门开设的土膏店，有杨贤文先后在沟儿口、西门正街、韦家巷开设的土膏店，这些土膏店时开时歇，经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温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馆”或“大土宕”，折兑与门零皆营。其烟土主要购自大土行，熬成烟膏后除卖给烟馆外，还开灯供人吸食。这些土膏店家家门首高悬“公班水笼，大土折兑”或“烧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极言其质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门车桥头的马武元，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释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门的王怡生、同春、醉乐轩，文书巷的五云阁，府前街的留香阁等多家。
甘肃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全省各地都先后设立。官膏局负责征收烟税，收购鸦片，零售生熟烟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贴出告示，大唱禁烟高调，而自身却大卖烟膏。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很有讽刺性，也很有见地。对联曰：“民食官膏（鸦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征，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阴阳错乱，怪哉！”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挑膏店（2）
以上所举，仅仅是南北几省的一些例子，要之，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都有贩烟膏的店铺。随着各地店铺的广泛设立，熬制烟膏的技术也广泛传播，其方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烟土的熬制主要工序为：
一、煮烟。必须使用铜锅，将烟土放入锅内加适当之水，以大火煮沸，使其充分溶解，达到烟水混为一体，成较浓稠的汁液。
二、过笼。以竹编小眼罩篱式的器皿——竹笼，上铺经火烧过，去掉毛刺的表心纸（又名南纸）放于瓷盆上面，将沸透的烟液倒入笼内，由其自然渗漏，其渣滓、杂质被阻于笼内，纯净烟液滴入瓷盆内。
三、收膏。将纯净烟液倒入铜锅内，置文火上徐徐收膏，待其蒸发掉水份，浓缩成糊状（半固体）即可（中间如需搅拌，必须使用竹抹子，全部过程忌用铁器，以免变质，染上异味）。
四、贮存。纯净烟膏炼成后，视烟膏数量多寡，分别采用瓷器、银器、角合等器贮存之，使其凝结如粥备用。（参见袁静波：《烟榻絮语》，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是烟膏熬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些“能工巧匠”别出心裁，熬制出自己的名牌烟膏。如在江苏的某些地方，熬制烟膏更为精致些，其方法是先经熬炼，即所谓“三熬九炼”，然后加水稀释，用多层火纸过滤，除去杂物、泥沙，再经过蒸发浓缩成熟，这就是熟土。
湖北恩施，熬制烟膏有一个著名的技师叫万天宝。他煮的烟膏叫漂烟。其作法是：三煮、三滤、三澄、三漂，用白炭烟细细熬煮成膏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土中窑藏才能吸食。他用这种方法煮烟，一锅用水二三斤、烟土若干两，却要用三天时间煮成，每天工资为3银元，仅煮烟就要花9元。因此其漂烟仅富裕人家才能“一饱口福”。
湖北宜昌有个烟馆老板陈德元，自己掌握了熬烟的技术。他知道熬烟要有技术，熬老了 有焦味，熬嫩了挑不上扦子。因此，熬烟都是他自己做。他用一个带木柄的铜锅，把烟土和从烟枪里挖出的烟灰放在里面，加点老水，放在炉子上用小火烹，直到浓缩成膏子，烟就熬好了。他的烟熬得好，当时尽人皆知。从其操作过程看，陈德元的熬制方法很简单、粗疏；其烟膏远近闻名，大概是因为加入了烟灰、老水，使之含鸦片毒量加大，烟劲更足，使吸食者更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