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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
沙逊洋行通过贩卖鸦片致富以后，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将经营重点改在发展孟买工商业上，以至于有“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的美誉。新沙逊集团从事鸦片贸易，通过二十余年的垄断经营，也暴富起来，与其他15家洋行合伙成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投资于房地产，先后建立了安利大厦、毕卡第公寓（今衡山路）、巍峨宏丽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等名闻一时的豪华房地产，俨然是上海滩的地皮大王。
哈同洋行在贩卖鸦片致富以后，也在上海、南京一带炒卖房地产，在静安寺建有占地170余亩的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其址今为上海展览馆）。1931年，哈同死时，其遗产计有土地460余亩，房屋1300余间，总资产高达1亿7千万银元。一个两手空空的犹太青年，在中国贩卖烟土之十余年，一跃而成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英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 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1839年英国有人在澳门的报纸——《澳门新闻纸》上撰文，公然宣传鸦片像饮酒一样无害，或竟能使人长寿。文章写道：“鸦片贸易，英国人带到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镑）银。……以食鸦片之人亦不少，亦未见其毒害。都鲁机（编者按：今译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片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现在英国有一人，可以为证。如威尔吗科吐食鸦片甚多，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这篇文章，不仅胡说鸦片无害，而且在文末还威胁说，中国如禁烟，英国即可夺为殖民地。“中国系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国之弱，当日取印度，我等北边之兵没有多少，即可夺为属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419页）言外之意是：中国不如印度，更易夺为属国了。鸦片贩子，完全是一副殖民者的嘴脸，什么道德、良心也不讲了。美国人亨脱尔在中国贩毒四十余年，可谓老鸦片贩子了，他对鸦片之害应当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为了贩卖，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么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亨脱尔口出狂言，胡说八道，竟公然声称鸦片之害小于烈性酒，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言之有据，亨脱尔将上述鬼话当成自己在中国四十年贩毒的经验所得。他说：“这（上述谎话）是我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住四十年所积的亲身经验。”（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第49页。）这时，鸦片贩子是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1）
鸦片最早由东南沿海输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得吸食鸦片风气之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开始了非法的走私与合法贩运的鸦片生意。以潮州籍人士为主的闽广商人，始终是鸦片销售的主干，他们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闽广商人又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所谓的“小同行”，推销着鸦片。
如上章所述，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广州，停泊在伶仃洋一带。十三行及一些所谓钱 店与洋人签订了购买合同，然后雇佣快蟹运入城内的仓库中。这些商人，是大的包买商，即“大窑口”。这些大的包买商遍布广州附近的澳门、虎门、黄埔一带，有十几家之多。他们的资本相当雄厚，多的达上百万元。在大的窑口之下，还有一些分销商，即小窑口。他们资本较少，多者达十余万元、几十万元，主要负责在一个地区，一个县分销鸦片，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当时，在广东、福建，这种小窑口遍布城乡，已经形成一个销售网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鸦片船只很早以前即做过尝试，而广东、福建的鸦片商人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些商人，往往将大量鸦片夹藏在商船中，蒙混入港；再通过口岸城市的奸商、地痞、同乡会馆等设法将鸦片运进城中的仓库里，分销出去。用这种方式，每次可以携带偷运很多鸦片，时人记载当时走私情况说：“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并非夸大不实之词。从偶尔被查出的海船夹带数量，即可证实走私情况的严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山东省荣城县之俚岛海面，缉私船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共查出夹带的鸦片一万三千四百余两；同年九月，天津海面又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其夹带的鸦片更多，共查出了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查获的鸦片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闽广鸦片商船如果在海面上未被缉私船只查获，便可以顺利入港靠岸。这时港口城市的鸦片商人、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等就会主动与之联络，签订买卖合同，鸦片就卖给口岸的鸦片商人。当时，北方各口岸城市，都有鸦片商人，如天津城就有广东、福建商人开办的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从广东、福建来的鸦片船入口后，这些鸦片商人即设法将鸦片运至会馆或店铺，再慢慢销售出去。对于这种走私情况，清廷知之甚悉。道光皇帝为此曾晓谕军机大臣等说：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2）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