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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
刘恒即位之后，分封了平定诸吕叛乱的功臣，下令大赦天下。刘恒想废除当时实行的家族连坐法令，就对大臣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因为他们而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希望你们再商定一下。”主管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制定法令来禁止他们做坏事。无罪的亲属连坐，和犯人一起收捕判罪，就是要使人们心有牵挂，感到犯法干系重大。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依原来的做法不加改变为宜。”刘恒说：“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罚得当百姓就心服。再说治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要靠官员的努力。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处罚他们，这样反倒是加害于民，会迫使他们去干凶暴的事。又怎么能禁止犯罪呢？这样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适宜之处，请你们再仔细考虑考虑。”官员们都说：“陛下给百姓以大恩大惠，功德无量，这不是我们这些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遵从诏书，废除拘执罪犯家属，收为奴婢等各种连坐的法令。”家族连坐的法令便被废除了。
第47节：新读史记（上卷）（47）
议立太子
有大臣向刘恒进言，要求早点立太子。刘恒说：“我德薄才浅，如今我不能广求圣贤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还要预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无德，我拿什么向天下人交待呢？还是缓一缓吧。”大臣又说：“预立太子，正是为了尊奉宗庙社稷，不忘天下。”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阅历丰富，懂得国家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贤惠仁慈，甚爱美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能守其才德以辅佐我。有他们，难道还不是预先做的安排吗？诸侯王、宗室、兄弟和有功的大臣，很多都是才德兼备之人，如果推举有德的人辅佐我，这也是国家的大幸，人民的福气。现在不推举他们，却要立太子，人们就会认为我忘掉了贤德，而只想着自己的儿子，不是为天下人着想。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应该。”大臣们都坚决请求说：“古代商、周立国，太平安定都达一千多年，天下王朝没有比它们更长久的了，就是因为采取了立太子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是由来已久的事。高帝平定天下，封建诸侯，成为本朝皇帝的太祖。诸侯王和列侯受封各地，成为他们各自侯国的始祖。子孙继承，世代不绝，这是天下通行的法则，高帝设立这种制度就是为了安定人心。现在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那就违背高帝的本意了。陛下的儿子启最大，纯厚仁爱，请立他为太子。”在群臣的坚持之下，刘恒这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休养生息
刘恒对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使普天之下的人民都融洽和乐，他多次下诏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他对众臣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开辟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我要亲自带头耕作，来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他还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这事情更重要。现在农民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却还要缴纳租税，使得务农和经商没有区别，本末不分，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因此农田里的租税被免除了，农民身上的负担减轻，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汉朝农业得到了恢复发展。
公元前178年，天上发生日食。刘恒感到非常惶恐，担心有灾难发生。他对大臣说：“我听说如果君主不贤明，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天上发生日食，是上天对我的谴责。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的身体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都在我一个人。我对下不能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趁此机会，官吏们要好好整顿政务，务必要减少徭役和赋税，以利民众。我不能施德远方，所以忧虑不安，怕外族侵扰边境，因此边疆的防务一直没停止。现在不但不能撤除边塞的军队，还要军队保护我的安全，应该撤销卫戍部队。太仆掌管的马匹，只需留下够用的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从此以后，文帝更加谨慎地治理国家。使得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列侯返国
当时长安贵族集团日益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对皇帝的权力也形成了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刘恒决定采取措施。他对他们说：“我听说古代诸侯建立国家的有一千多个。他们各守封地，按时入朝进贡，百姓不觉劳苦，上下欢欣，没有不遵守道德的事情发生。如今列侯大都住在长安，封地又离得很远，还要靠官吏士卒供应运输给养，既浪费钱财又辛苦人民，而这些列侯也无法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请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在朝廷任职和诏令所准许留下的诸侯，要派太子回去。”
刘恒的诏令下发后，遭到了诸侯的强烈反对，没有几个人前往封国。刘恒于是决定拿丞相绛侯周勃开刀，警示诸侯。他下令说：“日前我曾诏令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但有的找借口还没有走。丞相是我所敬重之人，希望丞相为我率领列侯回封国就任。”于是绛侯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了自己的封国。其他列侯见此，只得各自回到封国。
第48节：新读史记（上卷）（48）
汉匈和战
汉初，匈奴的入侵一直是政府的心头大患。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北地郡，在河南地区进行抢掠。刘恒说：“汉朝曾与匈奴结为兄弟，我们对他们的馈赠也十分丰厚。现在匈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在边塞地区出入往来，捕杀官吏士卒，驱逐土著居民，欺凌边防官吏，侵入内地抢劫，十分傲慢，不讲道理，破坏了先前的协约。”刘恒下令调发边兵反击匈奴。匈奴只得退离边境。
公元前166年，匈奴再次入侵，杀死了北地郡都尉孙卬。刘恒派出三位将军率兵分别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三地。刘恒亲自慰劳军队，部署军队，申明训令，奖赏军士，想要亲自率兵反击匈奴。在群臣和太后的劝阻下，刘恒才没有亲征。只派将领率兵出击，把匈奴打败。
公元前162年，刘恒下诏说：“我不英明，不能施恩德于远方，因而使外敌时常入侵骚扰。边地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内地百姓也受到战争连累。最近几年，匈奴危害边境，杀我许多官吏和百姓。这样长久结下怨仇，兵祸不断，各国什么时候怎么才能安宁呢？现在我起早睡晚，操劳国事，为万民忧虑，惶惶不安，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为的就是让他们向匈奴的单于说明我的意愿。现在单于也已同意和我们友好相处。为了国家安定、万民利益，我和单于结为兄弟，来保全天下善良的百姓。”从此，汉匈之间订立了和亲的协议。虽然匈奴此后又有骚扰，但汉代边境与以前相比还是安定了许多。
平定内乱
刘恒曾在即位以后回到自己称王时的封地，他在国都接见原来代国的群臣，赐给百姓牛、酒，免除晋阳、中都两地百姓三年的赋税。在太原逗留游玩了十多天。
济北王刘兴居得知刘恒到了代地，趁势起兵造反，打算袭击荥阳。刘恒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镇压。他从太原回到长安后，诏令有关大臣说：“济北王背德反上，连累了济北的官吏百姓，这是大逆不道。济北的官吏和民众，凡是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就自己停止反叛活动的，以及率部投降或献出城邑出降的，一律赦免，官爵复原。那些开始曾与刘兴居一起造反，但后来投降了的人，也可以赦免。”诏令一出，济北王的军队发生了动摇。朝廷的部队很快就打垮了济北叛军，俘虏了济北王。刘恒宣布郝免济北国中随济北王造反的官吏百姓。
公元前174年，有人告发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律，不听从皇帝的诏令，宫室居所超过规定的限度，出入车马仪仗比拟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与棘蒲侯的太子陈奇图谋造反，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调用他们的军队，企图危害国家。群臣议论此事，都认为应当处死淮南王刘长。刘恒不忍心，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废了他的王位。群臣请求把淮南王流放，得到刘恒的同意。但刘长还没到达流放地，就病死在路上。
缇萦救父
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该受刑，朝廷下诏让将其逮捕，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太仓令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被捕临行时，心中不满地对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他的小女儿缇萦感到非常伤心，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的人们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因触犯法律而犯罪，应当接受惩罚。我所哀伤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了肉刑的人肢体断了不能再接起来，虽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自愿做官府的奴婢，来抵父亲应该接受的刑罚，使他能够改过自新。”上书送到刘恒那里，刘恒怜悯缇萦的孝心，就下诏说：“听说在以前有虞氏的时候，只给罪犯穿上有特定标志的衣服，以此来羞辱他们。这样，就能起到警戒百姓的作用了。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当时政治清明到了极点。如今法令中有刺面、割鼻、断足三种肉刑，可是犯法的事仍然不能禁止，过失出在哪儿呢？不就是因为我的道德教化不明吗？我自己倍感惭愧。现在人犯了过错，还没施以教育就加给刑罚，那么有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施用刑罚以致割断犯人的肢体，刻伤犯人的肌肤，终生都不能长好，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呀，作为百姓的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心吗？”刘恒因为这个小女孩的上书，不仅放了她的父亲，还下令废除了肉刑。
第49节：新读史记（上卷）（49）
宽仁施政
刘恒曾经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以征求治国途径，招来进谏的人。现在法令中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罪状，这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这还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百姓中有人一起诅咒皇帝，约定互相隐瞒，后来又负约相互告发，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有其他不满的话，官吏又认为是诽谤朝廷。这些实际上只是小民愚昧无知而犯了死罪。我认为官吏的做法很不可取。从今以后，再有犯这类罪的，一律不加审理不予治罪。”
公元前166年，他又下诏说：“我有幸得登上帝位，至今十四年了。以我这样一个既不聪敏又不明智的人治理天下这么久，我深为自愧。从前先王远施恩惠而不求回报，遥祭山川却不为自己祈福，尊敬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