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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青花缠枝莲纹带盖执壶美，皆充舶而归”。“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当时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的手工业匠户锐减四分之三以上。
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不仅“礼尚往来”， 而且“厚往薄来”。然而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 宗主华夏”的盛况，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
在明初，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明太祖朱元璋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越来越表明，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
明太祖立国不久就发布了禁海令，禁止民间出海，其初衷是禁止沿海居民与倭寇勾结，以保障沿海安全，却导致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也被海禁政策窒息了。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与此同时，明政府改变了宋元的市舶制度，实行官方垄断贸易，此举也导致明廷遭受了巨额的关税损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的官方远航活动。明帝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没有带来民间航海贸易的繁荣，反而挥霍了大量的资财，当明朝的国库再也无力支撑这种挥霍式的远航活动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就不得不停止。
下西洋在海禁背景下发生，辉煌也悲凉，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就永远停止了。
逝去的帆影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
1433年的夏季，下西洋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下西洋诸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开过。据《明史》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馀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这种盛事，随着郑和的故去而消逝。
然而仅过了三四十年，到成化年间，明宪宗突然动了下西洋的念头，却发现一向保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记载郑和七次出海的全部档案）突然不见了。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仁宗即位时，依照前任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奏请，下诏停止宝船下西洋。宣德中虽开禁令，复又禁止。成化间，有人为迎合明宪宗，举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盛况。明宪宗即下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急命吏入库查找。郎中刘大夏便将书卷事先藏匿起来，吏遍寻不着。项忠鞭笞吏，令其再查，最终也未能找到。项忠怒斥吏：“库中的案卷怎么可能丢失？”刘大夏在一旁应对：“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伤以万计，即使得其宝而归，对国家有何益？这是一大弊政，以往大臣屡屡上谏过。旧案虽有，也应当毁掉，以消除祸根，怎么还追究有无呢？”项忠听后，竦然，叹道：“君阴德不细，这个位不久非君莫属呀！”刘大夏后来果然升任兵部尚书。
被刘大夏藏匿的《郑和出使水程》究竟下落何方，至此已经成为一个谜。记载着郑和及其部属近三十年远航的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带兵编队航海的经验教训、以及前人积累的航海经验和有关国防机密的珍贵资料就这样不见了。这些档案据学者猜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一、档案中一定记载了各类船只的长度、宽度、结构方法及各类船只的武装配备。明成祖曾命令郑和前往江苏、福建等地的造船厂打造“宝船”和其他战船。二、郑和舰队的编队组成、指挥方法、通讯联络、号令传达等。三、郑和所乘坐的指挥宝船（旗舰）的全部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记。四、郑和所率领的水师官兵的训练方法以及郑和本人对航海谙熟的情形。五、郑和舰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及实施方法，随船官兵的健康、疾病、医疗状况。这些资料的被销毁，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海军的建设。
郑和舰队是当时明朝惟一的海军舰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李约瑟博士曾这样形容道：“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然而在郑和去世后，这支舰队很可能也没有保存下来。
随着下西洋壮举的停止，中国的造船业也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海上防御力量锐减。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即位时，即颁布诏令，不仅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裁减海军。放弃海洋，使中国造船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据有关统计，永乐时建造的四百艘可以远涉风涛的舰船，到成化十年（1474）只剩一百四十艘，水师的战舰也大多破损，而且制式越来越小，不能远行海上。明世宗甚至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各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禁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捕获治之。”宋代时远洋海船已使用双桅，至明初郑和的宝船甚至出现九桅船，而明中后期竟然连双桅船都禁止制造。海防思想日趋保守、内向，中国的造船业严重地停滞和倒退。宋、元以来驰骋海洋的辉煌历史就此结束。
海军的衰败，导致沿海的倭寇之患逐年加剧。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猖獗达到顶点，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都遭到严重骚扰。倭寇甚至攻占了许多州县，大肆烧杀抢掠。而明朝的海军几乎等于零，“十存一二，遇警以渔船充数。兵非素练，船非专业，畏敌如虎，望风逃窜”。明朝不重视海防，以及海军的衰弱，也直接影响到了清朝的海防政策。
在长达四百年的闭关政策下，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强大的远洋舰队都瓦解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携几百箱礼品来华，一来是要求自由通商，二来是打探中国海防虚实。通商的要求被断然拒绝，而探听军事情报却有了巨大的收获。勋爵心中已经得出结论：大清帝国的舰队和海防设施不堪一击。“（我国）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够摧毁中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像中国虎门那样的两个海防要塞，只需要六门舷侧炮就可以将它们摧毁”。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完全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言。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大明帝国船队千帆如云的奇观慢慢消失在南方海域的海面上。华夏文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下大同”的理想，并没有借助这一系列盛大的远航创造出世界新秩序。之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开始了，他们在宽阔自由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新的“炮舰秩序”。凭借着这种“炮舰秩序”，血腥的征服，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崛起了，美利坚帝国也得以缔造。这边在迅速茁壮发展的同时，地球另一边的庞大帝国却在慢慢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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